篆刻網Online電子報第9期

篆刻網Online 電子報 第九期

2000

發刊

主題：印章的起源（上）作品欣賞

印章的起源（上）

印章的起源，可以從兩方面來追溯：一是」刻畫」之源；二是」璽印」之源。前者可追溯到陶紋；後者可追溯到商璽。

一、陶紋

自二十年代以來，我國各地出土了大量遠古時代（指原始社會晚期及有史社會早期）的陶器。這些陶器上刻畫或彩繪著各種不同的符號。它不僅為解釋漢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據，也為篆刻藝術提供了刻畫之源的資料。

距今約七千多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遺址第一文化層中出土的許多陶器，在顯眼的位置上刻有」十」或」

」的符號，這還是目前見到最早的刻畫。後來，各地出土的陶器很多。王蘊智先生一九九四年在《書法報》上陸續發表了《遠古陶器符號摹記》，匯為大觀。這裡選摹幾例轉介，以見一斑：

（一）仰韶文化刻畫符號（圖一）

在仰韶文化遺址之一的西安半坡，發現了一系列陶器符號。這類符號在陝西、甘肅等十餘處遺址中也有發現（圖中49－51是寶雞北首嶺遺址發現的三種黑色彩繪符號）。這些符號有著相當固定的刻寫習慣，大多是用尖具刻畫在缽形器外口沿的黑寬帶紋上，一器刻一個符號，重複出現頻率較高。據刻畫痕跡判斷，大部分是在未燒的陶坯上先刻的，線條均挺酣暢，有深度。也有少數粗細，輕重不均，刻緣有剝裂的，是燒成後的。從符號的構形特徵看，以簡單的線條排列穿插組合為主，象形的意味較少。

圖一

（二）蚌埠雙墩新石器時代刻畫符號（圖二）

一九八六年在安徽蚌埠吳郢鄉雙墩村，發掘了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其年代大約距今有六七千年，出土的陶碗、陶缽及喇叭形高圈足上描繪有魚、豬、鹿、鳥等動物以及植物形象。此外，多在器物底部刻有符號。它們的構形特徵，比同時的仰韶文化刻畫符號複雜，已出現了部件組合式的構形，即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獨立符號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賦予了一定的特指意義，其造型取材廣泛，線條方圓兼施，富有變化。有些符號表現了如編織、漁獵等具有生活意義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地原始文化的風貌。

圖二

（三）良渚文化刻畫符號（圖三）

　三十年代，在浙江良渚文化遺址中，發現九種陶器刻畫符號（見圖中1－9）；六十年代在上海馬橋鎮良渚文化層中，發掘了陶片、陶缸及三件陶盤、陶豆和陶杯，它們底部有六種刻畫符號（見圖中10－15)；七十年代後，在江蘇吳縣澄湖古井群出兩件良渚文化陶器，發現五種符號（見圖中17－21），其中一個符號刻在一件帶流盉的腰部，其它四個符號並列刻在魚簍形貫耳壺的腹部；另在上海馬橋遺址發掘一片陶簋，其紐上和上海亭林遺址的一件陶豆底部分別刻有兩種符號（見圖中22、16)。就這些符號的造型及功能而言，情況顯的比較複雜。其中有些符號仍然屬於簡單的線性刻畫標記的性質，而有些則極富規整；在結體和書寫特徵上都比較接近古漢字的風格。

　不僅如此，這類符號還多次出現排行邊刻的例子，其功用非常接近文字的性質。如馬橋陶杯底部的兩個符號（見圖中14、15）和澄湖貫耳壺上的四個符號（見圖中18－21）就屬於這種情況。值得注意的是，圖中18 之形是澄湖貫耳壺腹部四個並列刻畫的左起第一個，它的造型與崧澤文化陶壺、陶豆上的符號十分接近。以此類比，反映出這一類符號在太湖地區必然存在著廣泛的社會基礎及其淵源關係。

圖三

　符號排列連刻如圖中23－27，是由美國收藏家四十年代在杭州附近購得的灰黑陶貫耳壺，在圈足內壁上刻有五個符號，橫成一直行。這種情況，應是華夏文明早期發明文字的一個重要跡象，它表明從那時代起，先民們已經開始利用一些約定俗成的符號，在自覺地進行記錄語句的嘗試。良渚文化陶器上的不少符號，顯然已經很像文字了。

　以上所舉三例的符號刻畫，由簡單的橫、直、斜線條到多種線條結合在一起，由單純的方或圓到方圓的結合，這些刻畫與篆刻有著淵源的聯繫，我們可以這樣說：這些刻畫是人類文字藝術才能最早的花蕾。

本文截錄於中國篆刻史葉一葦著

作品欣賞 / 作者：書呆子